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(224年)，一作黄初四年(223年)。其祖先本姓奚，住在会稽上虞(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)，其曾祖父后为躲避仇家，迁徙到谯国的铚县(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)，并改姓为嵇。 嵇康的父亲嵇昭，字子远，官至治书侍御史。嵇康的兄长嵇喜，早年即以秀才身份从军，有为官的志向，后历任太仆、扬州刺史、宗正等职。
钟会撰《四本论》始毕，甚欲使嵇公一见。置怀中，既定，畏其难，怀不敢出，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急走。
可见时人对嵇康的畏重到了何种程度。这里提到的钟会及其《四本论》在魏晋时代的影响是绝不可以等闲视之的。《南齐书·僧虔传》载其《诫子书》云：“《才性四本》，《声无哀乐》，皆言家之口实，如客至之有设也”。钟会的《四本论》与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在晋室衣冠南渡以后，共同成为名士清谈的必备修养，如待客之施设一般不可或缺。而《四本论》讨论的才性同、异、离、合的问题，更是魏初以来最为核心的思想论题。魏初的形名家著作多围绕这一论题展开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劭的《人物志》。嵇康之《明胆论》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。才性之辨关注的焦点在于个体的材质情性与其识见才能的关系，其思想前提则是《人物志》中所说的“偏材之性，不可移转”。而正因为“偏材之性，不可移转”，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显然不是如何教化人，而是如何识别人。能否对各种偏至之材依其才性的不同加以区别，进而将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职位上，实为国家治乱之枢纽。而实际上，这一理念既是曹魏政权“唯才是举”的策略之所以可能的前提，也是魏晋士人莫不欲尽其偏至之性的行为风尚的根由。从这一点看，钟会其实是处在时代话语中心的人物，按理说应该更受时人推重才是。相比而言，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不仅过于师心自用，而且所涉话题似乎也无足轻重。这样一篇文字何以能在魏晋六朝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影响，反倒不易理解了。难道仅仅是因为魏晋士人的好奇趋异？
